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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交税季节，香港税务局的税单陆续寄出。据香港媒体报道，港府10月9日提交立法会的资料显示，2011/12课税年度交薪俸税额达100万元（港元，下同）以上的“打工皇帝”有4000人，占整体工作人口0.11%，按标准税率15%计，估计其年薪至少有660万元。

      “打工皇帝”，字面上可以理解为自己虽不是老板，却事业成功、收入丰厚的“超级打工仔”。“打工皇帝”也是“纳税皇帝”，虽然税务局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一般不会公布他们的名字，不过，根据纳税金额以及上市公司年报对高管薪酬的披露，大致可以推断个八九不离十。

      草根精英的代表

      谁是港人心中“打工皇帝”的典型，霍建宁是很多人的一个选项。

      生于1952年的霍建宁，1979年自美国留学归来后，被李嘉诚招入长江实业集团，1993年登上和记黄埔董事总经理之位。之后，他多次成为香港上市公司薪酬最高、缴税最高的行政人员，还曾在1999年创造了高达2亿元的天价年薪。霍建宁早已成为媒体和民众心中的“打工一哥”，也是很多初入社会打拼者的“偶像”。

      霍建宁并不是特例。像他这样的“超级打工仔”在香港并非屈指可数。梁振英当选香港特首后，不少香港媒体就曾使用过类似“从打工皇帝到特区长官”这样的标题。 当然，还有不少享誉香港政商界的知名人士都曾是或仍然在“打工皇帝”的名单中。每年十大“打工皇帝”结果揭晓前后都会引发媒体热切关注。

      “打工皇帝”是香港草根精英的代表，多数“打工皇帝”的励志故事契合着香港精神，这大概是全城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香港市民最推崇一类人——出身贫寒，勤奋努力，专业人士，事业有成。而据说该说法起源于香港“打工皇帝”的群体故事，就如同香港名曲《狮子山下》一样，充满了励志情怀。

      打工皇帝是“食脑族”？

      香港为何盛产“打工皇帝”？除了个人的勤奋打拼、推崇自强不息的社会文化，还与香港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变化不无关系。

      以霍建宁为例，2011年，霍建宁的年薪高达1.7亿元，比自己的老板、和黄副主席李泽钜还高出1.58倍。在当年《福布斯》评选的非美国企业全球最高薪行政总裁中，他排名榜首。老板为什么会让“打工仔”的薪酬比自己还高？有港媒评价说，霍氏的点子“物有所值”，他是香港“食脑族”，意思为靠智慧吃饭的富翁。

      事实上，霍建宁在和黄的发展中的确功不可没。霍接手和黄后，将80年代后期风雨飘摇的和黄，成功打造成集电讯、港口、能源和公用事业于一身的商业帝国。因此，在媒体的镜头里，经常可以捕捉到李嘉诚与霍建宁谈笑风生的镜头。

      不少“打工皇帝”是像霍建宁这样的职业经理人。有香港学者认为，香港盛产“打工皇帝”与香港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有关。香港家族企业一方面秉承了西方独立经理人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加入了“论功行赏”的家族式情感。“打工皇帝”本着“老板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的职业道德，几十年如一日，毫无保留地将青春、才智甚至毕生奉献给家族企业，他们的存在，使得香港家族企业不断迸发新鲜创意，历久弥新。而被称作“食脑族”的他们，也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和回馈。

      贫富差距的争议

      如何看待“打工皇帝”的高收入？有香港学者认为，高薪也不容易赚，“打工皇帝”的高收入是“人有所值”，因为国际评审机构均认为，香港的高级管理人才有“企业家精神”，可以保障香港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高收入的职场机制，有优势吸引国际人才。另一方面，随着香港经济的转型，金融、信息等产业较之前的制造业等更需要“食脑族”，“打工皇帝”的付出回报率也会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与此同时，港府资料还显示，上年度共有197万市民无须缴交薪俸税，占整体工作人口的54.68%。2012年有媒体做过比较称，当年位于榜首的“打工皇帝”每小时的收入相当于普通港人两年的薪水。

      由于收入悬殊，在看“打工皇帝”励志的一面时，仍有一种声音在拷问香港的贫富差距。有学者认为，虽然“打工皇帝”的高收入是自己辛苦得来，但如果低薪族的人数不断增加，香港的贫富差距会愈来愈大。

      香港的贫富差距客观存在，梁振英上任后也提出要重视并解决香港的贫穷问题。对此，有社会学者建议，政府应给那些低技术、低文化水平的人多提供相应的职位。另外，分配资源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税收，但香港目前推行的是低税收制，如何充分利用税收杠杆、将港府的资源更多用于帮助低收入者，还需要有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