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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从一个小渔港发展成国际自由贸易和金融中心，一般认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的积极不干预主义，以及一套完备的不干预政策。

　　然而，政府是否应继续积极不干预正在香港日益产生争议，但不论如何人们依然相信市场能主导的地方政府便应少一些干预。

　　不干预构想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由香港财政司司长郭伯伟提出，在香港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1978年香港财政司司长夏鼎基将不干预主义称为积极的不干预主义。

　　“政府不应该向任何一个商业或者工业人士说他应该做些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些什么，无形之手是我们经济的最佳指引。”夏鼎基说。

　　基于自由市场的指导思想，香港特区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管理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原则和政策措施，极大地激活了香港的活力。但经过一百多年发展后，如今的香港面临周边竞争加剧、资产价格高昂、贫富悬殊的现况，香港是否应继续积极不干预主义引起了争议。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智库组织香港黄金五十创办人林奋强近日在“香港前景何去何从”的研讨会上表示，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了高增长期，现在进入第二次转型期，但香港面临硬件和软件都不足的问题，香港特区政府应效仿新加坡政府，主动使用千亿投资来改造香港。

　　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更在同一论坛上称，香港拥有大量财政盈余，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应善用库房盈余，做到应用则用，否则会成为香港的“大罪人”，一时令舆论哗然。

　　长期坚持审慎理财观念的曾俊华随后在博客回应称，对于香港坐拥7000多亿港元的财政储备应加以善用投资未来的看法没有异议，关键是如何善用。他愿意投资于有助提升香港竞争力及可以惠及香港市民的软件和硬件，但希望大家可多作讨论提供具体建议。

　　上述争议是香港特区政府是否应继续奉行积极不干预主义的一个缩影。

　　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关家明认为，一般来说，可以和香港进行比较的自由贸易港是新加坡。

　　“但从政府在经济发展里面担当的角色来看，香港和新加坡可以说是两个极端——香港是可以不做就不做，新加坡是只要能做的就都做。”关家明说，香港和新加坡都是相对成功的榜样，所以很难说有一套模式放在哪里都可以用，要看当地的一些历史情况、经济条件和对政策的掌握等。

　　关家明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不干预的经济模式，市场本身就需要一定的规矩和规律，或者更多的是需要通过一些法律和比较硬性的条文去做出界定。“不然的话玩游戏的人都不知道游戏的规则，那游戏也就不能玩了。关键是到什么程度，哪些是通过市场制定，哪些方面需要通过法律，又有哪些方面是通过行政手段去做一些干预、监管和推动。”

　　关家明称，不同地方和不同行业，有可能适合用新加坡的模式，也有人认为香港如果50年前便像新加坡政府一样干预市场的话，经过一定的适应也可能做得比现在更成功。但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假设性情况，香港过去的经验是市场很重要，政府在推动经济方面要很小心，大部分市场能主导的地方政府就少一点干预，通过行业本身和市场来发展的话相对会好一点。